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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拆迁废墟中抢救出武汉抗战和民族工业重要遗存

  • 来源:湖北日报
  • 胡弦
  • 话题 拆迁历史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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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待拆的房子,曾承载过怎样的历史?近日,在武汉硚口区一处旧城改造的工地上,文化部门赶在挖掘机动工前,紧急叫停一处老式别墅的拆迁。

这栋房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她不仅是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厂长住宅,民族资本家荣德生长婿李国伟的旧居,还是武汉工业界迁厂抗日会议的召开地,更见证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诞生。

老居民不知小洋房真身份

硚口区申新街,过去是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所在地,是我国民族工业史上响当当的“申四福五”。如今,这里已是拆迁工地,砖瓦散落一地,只有十几株老梧桐树静静挺立。

废墟中仅剩的几栋房子里,有一栋英式两层别墅,位于铁桥北村3号。外表虽已破旧不堪,但从前门的两根水泥圆柱可辨出,房子的旧主绝非普通人。

83岁的徐秀兰在这栋房子的二楼住了62年,其丈夫是福新面粉厂员工。徐婆婆记得,刚搬进来时,深红色的木地板闪闪发亮,4扇大玻璃门很是气派,随着岁月蹉跎,早已不复往日光彩。“我只知道面粉厂厂长在一楼住过。”徐婆婆说,至于有没有其他人,她不清楚。

去年9月,负责拆迁的余师傅来到申新街,一下子便注意到了这栋别墅。“两根柱子很大气,又有雕花,像小洋房。”余师傅说,拆迁时,突然接到指示说,这栋房子不能拆。他打听得知,房子的旧主是大名鼎鼎的荣氏家族,当年接待过不少国内外名人。

“申四福五”后人呼吁保护

6月底,旅居国外的厉宗煌回到这里,拿起一块红砖,指着上面刻着的五角星说:“这是当年建厂用的好砖。”72岁的厉老是申新第四纺织厂最后一任经理厉无咎的儿子。老人犹记得,七八岁常来此玩耍,房前带小花园,屋内是西式装修,李国伟和荣太太住在这里,两人和蔼可亲。

1918年至1922年,荣氏企业的福新面粉厂和申新纱厂相继在汉口建成,掌门人便是荣德生的女婿、荣毅仁姐夫李国伟。李国伟侄孙、德籍华人颜嘉林说,荣德生便是在这里,将两个厂都托付给女婿的。

原申新纱厂职员后裔、美籍华人王天骏博士研究发现,在这栋房子里,发生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1938年8月4日,武汉工业界迁厂抗日重要会议在此举行,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民政府重要领导人,还有俞庆棠、沈兹九、黄佩兰等,以及外国友人路易·艾黎。因艾黎是“工合运动”发起人,此次会议也是“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第二天,“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位于今沿江大道南京路口的原正金银行。王天骏说,如果说享有盛誉的“工合运动”的发源地在武汉,其序曲就是8月4日申新纱厂会议。

厉宗煌说,几年前,他们得知该片区将拆迁,四处奔走呼吁,希望予以保留。

文化部门紧急叫停拆迁

今年5月底,王天骏、厉宗煌等人的呼吁引起武汉市文化部门的注意。市文化局文保处处长张颂明现场踏访3次,认定王天骏考证属实。该局立即向硚口区发函要求保留,一同被留下来的还有另一处申新纱厂职员住宅。此时,该片区拆迁已完成60%。

公函中称,这两处建筑作为工业遗产重要组成部分和近现代重要史迹遗存,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对于保持和彰显城市历史底蕴,具有重要意义。

“很可惜的是,‘工合运动’虽在武汉发起,却没有多少武汉人知晓。”张颂明说,保护这两处老建筑,就是为武汉留住发展根脉。

何为“工合运动”?《宝鸡申新纺织厂厂史》记载,1937年上海沦陷后,爱国人士认为,抗战将是长期的,应动员后方生产军需民用物资,并推举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召集人。

1938年夏,在国共两党支持下,艾黎在武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一边配合迁厂救国运动,一边通过合作社在后方发展战时民族工业,支持抗战。

王天骏说,至今,英文中仍有从中文发展而来的“gung ho”一词,就源自“工合运动”,意为同心协力,足见其世界影响。

近日,记者从文化部门获悉,这两处建筑的详细研究正在开展,今后,片区的规划建设也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出发。

王天骏建议,可将其修复后作为武汉“工合运动”纪念馆,让后人不忘迁厂抗日的悲壮事迹和影响世界的“工合运动”。

记者手记

文物保护岂能沦为消防队式抢救

胡弦

回忆申新纱厂厂长旧居保护的全过程,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叹息说,很难很难,几乎是变不可能为可能,其过程好比消防队灭火。

城市在飞速发展,有关过去的“老家当”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始终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矛盾。如果建设停止,城市毫无生机;如果完全抹杀历史,城市没了记忆。

如何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难题。然而,文物保护却不应沦为消防队式的抢救,今天尚可赶在拆迁前叫停,下一次还能否如此幸运?

文物保护应是一项专业、综合、长期性的工作,光靠随机抓不行,光靠文化部门来抓也不行,必须有法律法规指导和政策支持。文物保护应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规划、财政预算和各级领导责任制。相关部门应制订更科学、严密、完善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建设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

责任编辑:杜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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