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法律惩罚，也应当着眼于规范考生行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治理考试作弊，端正考试参与者的态度，规范其考试行为。如何规范考生本身的行为，培育社会对考试作弊的耻感，就显得很重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高考等国家教育考试、公务员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共四类考试属于“国家考试”，并对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司法解释。

很多人对考试作弊入罪感到振奋，觉得以后考试作弊可不是闹着玩的。其实早在2015年，新修订的刑法就设了3个罪名，包括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将国家考试中的这三类作弊情形入罪。这次两高出台司法解释，首先是明确了什么是“国家考试”。以刑罚伺候，就是保护国家考试的公平性与国家选人用人的严格性。

四类国家考试之外，还有各种考试，对其中的作弊现象公众其实也很关心。不管是什么层次的考试，其中都有一个公平尺度。比如大学的考试，可能涉及奖学金、学分评定等，如果因为作弊而得高分，对其他人就不公平。

考试作弊不仅仅影响公平，而且影响学风、校风乃至社会风气，影响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现在有的高校学风不良，一些学生考试就靠突击与作弊，这种风气蔓延到国家考试上，也蔓延到SAT、托福、GRE等考试中。

考试作弊入罪乍听起来很解恨，其实三种罪名打击的作弊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定的。组织考试作弊罪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打击的并不是考试作弊者本人，而是一些外围人员，他们为了牟利而结成利益链，是寄生在“作弊链”的一群牟利者。

除了法律惩罚，也应当着眼于规范考生行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治理考试作弊，端正考试参与者的态度，规范其考试行为。如何规范考生本身的行为，培育社会对考试作弊的耻感，就显得很重要。

对于在国家考试中参与作弊但未被司法追究的考试作弊者，以及在次于国家考试的某些重要考试中作弊的考生，如何作出“社会惩罚”，这将体现一般的价值导向。“社会惩罚”同样要具备威慑力。譬如，可以更多地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对考试作弊者作出处分。这种基于信用体系的惩处，在威力上未必比刑罚差，而且管的范围更宽，因而更加实用，更值得社会期待。

□ 长江日报评论员 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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