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线，对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产业生态等方面都将带来革命性影响。面对新的形势，我国制造业应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由“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与使命。
适应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土地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快速增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遇到了诸多结构性障碍与挑战，主要经济指标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速放缓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低位徘徊，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社会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情况。对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现象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沿海优势的中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
为适应这种变化，在进一步优化传统需求管理的同时，我国政府正倡导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供给质量至关重要。然而，我国虽已发展成为制造大国，却难称为制造强国，迫切需要借鉴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探寻新的发展路径，以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进而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走出“高风险、低回报”的怪圈
目前，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中国目前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仅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
以装备制造业为例，相较于前面两个梯队，中国制造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企业技术创新仍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二是基础配套能力不足。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基础能力依然薄弱，严重制约了整机和系统的集成能力。三是部分领域产品质量可靠性有待提升。基础能力跟不上，制约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突出体现在产品质量安全性、质量稳定性和质量一致性等方面。部分产品和技术标准不完善、实用性差，跟不上新产品研发速度。四是品牌建设滞后，缺少一批能与国外知名品牌相抗衡、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装备制造业中90%的知名商标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五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产业同质化竞争问题仍很突出，而真正体现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争夺战中，世界各国都竞相介入，且随着比较优势逐步转化，全球制造业版图将被重塑。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与新兴市场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中国制造机遇与挑战并存。
看看近几年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出现的倒闭现象，并不都是因为低端和落后，而是因为整体走进了“高风险、低回报”的怪圈。资金大量追求短期收益、升值的氛围之下，很多企业主即便没有亏损，也在想办法把手中的工业资产变现，甚至部分倒闭的工厂，正是老板的有意为之。
制造业重振的国际经验
经过三百余年的工业化发展，西方各国都依靠各自的要素禀赋与政策形成了各自的制造优势与特色。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大国美国，即是以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创造与生产工艺流程革新而取代老牌经济强国英国而后来居上，时至今日依然能独占鳌头，靠的就是其科技的不断创新，而其核心因素即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创新人才，并在税收政策、金融、法制等方面予以支持与配合，保障了其创新产品的不断涌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实现制造业的复苏，重塑竞争优势，巩固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举措，将税收、经贸及投资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先后采取“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具体措施，实现制造业的复苏。
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势必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美国制造的发展路径，向其学习，发展壮大中国制造。
美国制造的重振战略，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1、优化传统产业，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美国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科教、新能源、生物科技、医疗环保等领域，改造现有制造业，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确定智能电网、先进汽车、清洁能源等为重点发展领域，希望通过高新技术，培养出新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2、加快科技创新，保持制造业领先地位。在美国技术革新与制造业紧密相连，90%的专利来源于制造业。其颁布的“伙伴计划”“机器人计划”等均将科技创新、鼓励研发作为制造业全面振兴的前提。同时，美国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拨款，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研究主体的研发拨款也稳步递增，引导新一轮的技术革命。3、重视产业扶持，加强政策刺激。美国政府取消原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受的税务优惠，并提出给予在国内投资的本国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强调为尖端技术企业加倍减税。
“质”与“智”的双提升
从各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的发展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正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说，“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最主要承担者，是国家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根本保障”。基于当前技术和产业变革及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的重大调整，我国制造业只有追求“质”与“智”的不断提升，才能进一步走向制造强国。借鉴我国古代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崛起的经验，当前我国发展制造业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企业要推动“质”的提升，通过精益化、标准化、模块化、自动化以及生态化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即以最少的投入和资源消耗制造出最佳的产品。在一些企业中，高企的库存、反复的搬运、间断分割的生产模式、粗制滥造的品质、漫长的交货周期……浪费现象比比皆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更不可能推动我们的制造业向强盛发展。
其次，企业更要推动“智”的提升，并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个性化的研究与设计、全球化的思维与经营、数字化的研发与生产、智能化的操作与管理、商业化的开发与应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一切皆可数字化，但每个企业都需要权衡导入的时机，综合考虑投资回报、系统可靠性、信息安全风险、人才储备等问题。而智能化是本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需要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加大智能化的研发与人才投入。同时，创新也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商业化则要求我们的企业善于对中国文化进行挖掘，并借鉴西方国家的产品开发与推广经验，将中国的优秀创新产品及传统文化产品推广到世界市场。
再次是要发挥政府的核心职能，创造并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制定和运用综合金融及税收政策，推动立法部门对产品的质量及创新的立法和执法保护，也包括推动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产品质量要立法保障，创新更要立法保护，这涉及从财税、金融等多方面推动质量提升，推动创新，也涉及对质量和创新的保障，如提升质量标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良好的创新氛围，改善金融供给，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等。
最后就是要发动广大消费者积极主张并维护自己的权益，做负责任的消费者。这包含了支持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抵制劣质产品和服务两个方面，支持正版产品，抵制山寨，举报假冒伪劣产品等。用“挑剔”的眼光，督促制造品质的提升；增强维权意识；建立自己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从逻辑上说，这就是从需求端对供给端的倒逼机制。
责任编辑：黄意
